户思社 口述    于洋 采访整理

户思社，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名誉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法国金棕榈教育勋章军官勋位获得者。

他曾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赴法国南部的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学习，师从知名学者、作家雷蒙·让，成为我国第一批中法联合培养学成回国的法语专业博士之一；他扎根西北，力促西安外国语大学先后设立了印地语、波斯语、土耳其语、葡萄牙语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专业，为这所地方性高校一流专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担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牢记“为国交友”的职责和使命，向世界讲述中国。

他说：“中国的故事很多，我的对外交往故事也很多。我曾经在贫穷的年代出生，亲历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走到现在，迈进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进入了如今的新时代。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为此我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爱国心。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很荣幸，也会一直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

拿到进入世界的“通行证”：从高考到大学

在我看来，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代人。恢复高考后，1978年，我高中毕业后正式参加了高考。我特别希望去学数学、化学，第一志愿报考的也都是著名高校的化学系、数学系，可惜分数不够没能被录取。幸运的是，那一年国家开始扩大高校的招生规模，倡导“步子再大一点儿”,于是我就被西安外国语学院(简称“西外”)外文图书资料班录取了。实际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学过外语，我的兴趣也始终都在理科方面，但我想，既然考上了外语专业，那就一定要把它学好。

当时高校的情况比较特殊，人才奇缺，各方面条件都不完善。我们这个外文图书资料班是由来自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构成的，每个学校大概招了有十几人，目的是为各自学校培养外语教学和教辅人员。

那时的教学条件不像现在，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教学设备，文字资料也只有教材，老师用那种很大的老式录音机放录音，录音带就像唱片那么大，长得跟电影胶片似的，大家都在一起听。记得第一年我们从住宿的西北政法走到西外上课，每天都是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嘟囔囔地念英语。同学中有很多人都是学过英语的，但我是零基础，只能一点一点地从发音开始学。老师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我经常拿着镜子自己检查口型，反复纠正发音；老师每次教完，我就想办法把所学内容背下来，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嘴里在不停地背诵。我还跑到操场上去看七七级英语专业的学生怎么读，他们读我也读，自己跟他们比赛，颇有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

就这样学了一年多英语，学校通知说迫切需要法语、德语、日语等小语种方面的人才，问我们班里有没有愿意报名学习的，我很快就报名去学了法语。老师其实不想让我去，因为经过一学期的学习，我慢慢赶了上来，并且成绩还算名列前茅。我给老师分析说，将来我肯定是要考研究生的，那就必须要学第二外语，英语我学了一学期已经有了基础，以后可以慢慢自学，还不如把法语变成我的专业，让英语做我的“二外”。老师被我说服了，就这样，我很快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改学了法语专业。

学习了两年法语之后，我留在西外法语资料室做资料员，准备继续学习然后报考法语专业的研究生。武汉大学有一个法语中心，跟法国政府的关系非常好、交流特别多，所以我就想报考那里。1985年，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参加了复试。然而，我想跟随的导师、法语界的老前辈郑克鲁先生当时只招收一名研究生，武大想把我调剂到另外一位老师的门下，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1986年，我再次参加了武大法语系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最后被中法合办的博士预备班录取。所以我觉得，有时确实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85年没考上武大研究生看似很遗憾，但后来我都到法国攻读博士了，1985年考入武大的那批研究生直到毕业后才又考入这个博士预备班，然后才出国，与我相比晚了好几年。

“文化使者”的开端：法国留学

博士预备班是由中法两国的学校联合开办的，中方代表是武汉大学，法方代表是巴黎第八大学、波尔多第三大学、普罗旺斯大学。在国内学习一年之后，按规定我们要在法国这几所大学中选择一所去留学。原本巴黎第八大学过去跟西外的交流非常多，我也认识很多第八大学的人，结果在分配留学名额的时候，老师说：“你在第八大学认识太多人了，不利于学习，还是去南方比较好。要么去普罗旺斯大学，要么去波尔多第三大学。”于是，我选择了普罗旺斯大学。我非常想去这所大学。一来法国南部的气候比较好，二来普罗旺斯大学文学院有几位老师非常有名，比如后来成为我导师的雷蒙·让先生，他既是作家又是大学教授，我希望自己未来不仅仅局限在文学研究上面，还可以搞文学创作，希望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普罗旺斯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们是1987年出国的，那时从北京坐飞机到巴黎戴高乐机场需要十七八个小时，中间需要在中东地区——有时是迪拜有时是沙迦——停一个小时加油，休息一下再继续飞。这次赴法留学，我们外语专业加上数学专业的学生一行有十人。由于从来都没出过国，在飞机上大家都很激动，年轻人更是什么都不怕。要知道，我们的奖金是要到学校以后才会发放下来，大家身上压根就没带什么钱。我记得自己手里只有50法郎，还是出国前老师特地塞给我的。他说：“我请你到巴黎去喝一杯咖啡，给你50法郎你带着。”到巴黎以后，我们被接到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住了一晚。到了第二天，我想，老师不是给了我50法郎吗，怎么也得喝一杯咖啡去!然后真的花了二十几法郎喝了一杯咖啡。当天，教育处给我们买了票，我们借了一点钱就走了。与现在不同，当年不是说一切都准备好才出国，尽管就带了那么一点儿钱，也几乎没有人管，但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乐观，心想总会有办法的。

我们所在的普罗旺斯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中文系很有名。中文系的老师们经常同我们进行交流，后来大家慢慢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有时，我们也办一些中国诗歌的朗读会。记得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们把我请到一个城堡上，夜色之中，我们共同朗读北岛、舒婷的诗，我给他们讲中国诗歌。这种以诗文会友的感觉，浪漫、和谐而美好。

留法期间，我先后与人合译发表中篇小说《任性夫人》和杜拉斯的《夏天的雨》。中文系有一位汉学家叫杜特莱，当时在翻译小说家阿城的书，比如《孩子王》《树王》《棋王》等，莫言的书很多也是从那时开始翻译的。杜特莱知道我也在做翻译工作，所以在翻译中文书的过程中会问我一些问题，我来负责解释、解决。后来，杜特莱说想把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翻译成法语版，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共同完成这项工作，我觉得那本书很有意思，就同意了。翻译完稿后，我们本来希望在法国最大的文学类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印数不多，对方没有接受，于是就在法南的阿丽乃亚出版社出版了。没想到这部小说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国《世界报》和《解放报》都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这是向法国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成功典范。后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小说更加受到关注和欢迎，伽利玛出版社又花了很大的价钱把版权买回去出版，我们翻译的《爸爸爸》也再版了好多次。此后，我在中法文学作品译介和外国语言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深耕20多年，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是后话了。

户思社至今与许多法国友人仍保持了良好的友谊。图为户思社与法国朋友商谈“中法最美小镇”合作

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老师们都非常尊重学生的选择。比如，我们在国内习惯了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到了法国，在选择研究题目的时候，也习惯性地想让老师给“布置作业”,希望听他告诉我们该研究什么。然而老师们从不会这样做，而是会反问：“你想研究什么?”对于这一点，我们其实特别不适应。我问我的导师：“我想研究杜拉斯行不行?”他说：“可以，你研究杜拉斯的什么?”然后，我就确定分析杜拉斯《情人》的结构、语言特征、象征意义等。实事求是地说，那时我们不会选题，研究方法有问题，而且也并没有很了解法国的学术规范、学术要求。现在我知道，他们所希望的研究就是要言之有物、不要说空话，文中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有出处。起初我们觉得根本达不到老师们的要求，自己的语言也存在问题，表达不具备学术性、没有养分，就像白开水一样。后来我们知道，必须慢慢往里面加东西，放点“茶叶”,让它变得有营养、有意思。经过不断地学习，我们的学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与此同时，我们对法兰西文化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法兰西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表达都比较直接，法国人一定要把话讲清楚。比如，法国人说“今天我请你喝茶”或者“今天请你喝咖啡”,那么这一定意味着是他出钱的；如果他说“咱们去喝咖啡吧”,那一定是AA制。起初我们对法国这种约定俗成的文化根本不了解，想当然地以为，如果他们叫我喝咖啡那一定是对方请客，所以有时也会因此闹一些笑话。

在交往过程中，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文化在法国的影响会那么大，中国的诗歌(比如唐诗)、思想(比如老子、孔子的思想),他们是那么崇拜、那么着迷。我们有时甚至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他们都如数家珍，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反而不清楚，实在是太惭愧了。

那时我国的经济还不是很发达，像我出国的时候，国内工资每月才几十元钱，跟当地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特别受法国人的尊重。这是他们骨子里就有的东西——对人的尊重、对个体的关怀等。对于这些，我们当时实际上是没有意识到的，只是觉得他们对中国人特别友好。

法国人很友善的同时又很直接，有时候让我们不那么容易接受。比如，对于中国人来说，犯了错一般是不会当面指出的，但是法国人则不同。这倒还好，因为只要不涉及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说我们国家的坏话，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有时候会涉及一些原则性问题，我们就会很愤怒。比如，有时候他们说起西藏问题，我就会毫不客气地回击：“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当年你们西方人搞‘藏独’,尤其是英国人还在西藏搞所谓驻藏办事机构，那就是你们西方人的阴谋!”像这类问题，双方意见都非常尖锐，但就算外国人不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也绝不会让步。当然，这些争论大多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和交往。后来，我把对中国有过不同看法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请到国内来到处走走看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们来过中国、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全都成了中国非常好的朋友。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谈到在中国的见闻，甚至把我们当成“自己人”,经常说“我们中国要加油”。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

打通语言的“丝绸之路”：在西外搞多学科建设

1993年11月6日，在法国学习整整6年后，我学成回国了。听说我回来了，西安外国语学院的校领导和老师特地到家里来看望我，并提出希望我能到西外去工作。我起初还在犹豫，结果教育部有一位分管老师说：“你不要留在北京了，西部缺人，西外又是你的母校，你还是回西部去。”家人也希望我能留下来工作，我觉得西外也挺好的，于是索性就留了下来。

1994年，我担任西安外国语学院法语教研室主任，而后担任法语系副主任、校科研处处长乃至副校长、校长。西外始终对我非常照顾，对此我十分感激，也下定决心搞好学校的学科建设。

西外于1951年设立，是新中国最早的四所外语院校之一，可谓“师出名门”。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兰州大学外语系、西北大学外语系、中共西北局党校俄文班划出一部分师生，成立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最早的校区还是习仲勋同志选址敲定的，这就是西外的前身。1958年，学校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学院，1986年被批准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2006年，西外迎来了一次由“学院”更名为“大学”的机遇。当时我们要申请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但国家和省里都规定不是大学不能申请，所以必须解决更名“大学”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必须根据相关规定设置学科。做学科规划的时候，根据国家制定的包括西部开发在内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我们需要加强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又考虑到西外所在的地理位置，我提议，一定要突出西外的特色，凡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西外都要成立相关语言学科。西外好比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由此出发去往中东，再去往欧洲，可以通过语言把沿线国家都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设想得到了学校的认同与支持。于是，学校先是在哈萨克斯坦成立了孔子学院，然后开始设置大语种学科，比如葡萄牙语、印地语、土耳其语、波斯语等。尤其是葡萄牙语，它是世界第六大语言，也是包括巴西在内十余个国家或地区的通用语言，其中大部分使用者在巴西，而巴西又是金砖国家重要成员国之一，因此设置葡萄牙语学科是非常有必要的。

学科建设工作其实对于西部高校来说非常困难，因为师资极其短缺。在设置葡萄牙语专业的时候，学校特地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引进了一名本科生当老师。按照以往的规定，他的户口是进不来的，但葡萄牙语人才实在是来之不易，为了能够让他扎根西外、安心教学，学校破格帮他落下了户口。印地语的学科建设也很不易。2004年，西外开展学科评估的时候，北大东方语系来了一位专家刘署熊老师，我向他提出请求说，西外想设置印地语专业，但是印地语专业根本没有老师，请他帮忙向北大申请，能不能把西外的学生派到北大去学四年印地语，没想到北大真的同意了，为此我特别感谢北大。我们选了两名学生到北大学习，学生的学费自己付，其他开支由我们学校来承担；北大则完全按本校学生的待遇来对待他们，给他们奖学金，还把他们派到印度去学习。由于我们设立印地语系比较早，所以现在全国的印地语专业从业人员很多都是西外的毕业生。

之后，学科建设的初衷和构想也逐步成为现实。像朝鲜语系、泰语系的设立，都是考虑到了陕西省和这些国家的交流，想以此为地方建设服务、为中国周边国家服务。为什么要开设泰语专业?因为泰国的旅游业非常发达，陕西的旅游业同样也非常发达，设立泰语专业是要促进两地旅游业的交流和合作。像这样既符合学校的要求又符合地方发展利益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今，西安市政府每年召开的欧亚论坛，韩国、泰国等国家都非常积极地参加，泰国每年庆祝国王诞辰的活动也都会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还纷纷在西安设立了领事馆。

就这样，西外慢慢地把专业搭建了起来，其中大多成了国家一流专业。最后，在申请更名“大学”的时候，西外共拥有3个学科30多个专业，且全部符合标准。如今，西外作为一个地方性的高校拥有这么多“双一流”专业，这是非常难得的。

为国交友：站上更为广阔的舞台

2013年11月，我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友协”)是从事民间外交事业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以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中国人民广交深交世界朋友，发挥“民间外交引领作用、公共外交骨干作用、中外地方政府交流桥梁作用”。从此，我得以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为国交友”,同世界友好人士进行对话。

到了友协之后，我首先负责的是友好城市的交流工作，在此期间对以往的一部分品牌项目作出了创新。

比如，2014年在广州举办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有来自世界上56个国家的600余位代表参加。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会在原有流程基础上加入了高端访谈等环节。我们请林毅夫先生和一些国家政要就友好城市的发展进行对话，探讨城市的管理、城市的治理、城市的特色等高端话题。其中巴西州议会全国联盟主席何塞·路易斯·谢弗谈道，西班牙小城市桑坦德是欧洲智慧城市的样板，全城各处都安装有探测设备，提供空气质量、交通状况和公共停车场所的信息，以免市民超过需求用车。巴西南部巴拉那州首府库里蒂巴将成为巴西第一个开展“智慧城市2020年指数”试验性项目的城市，巴西其他城市也开始更多地使用智能技术来控制交通流量，通过安装摄像头和监控站，改善公共安全状况。像这样的城市治理经验，对于与会国家来说都十分有借鉴意义。这是第一个创新。

为鼓励中外城市开拓更多合作渠道，在能源资源、节能环保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在合作中分享创新经验，相互促进，走开放、合作与分享的发展道路，此次参加大会的所有城市都必须要有项目向世界上其他城市推介，这样一旦有人感兴趣，双方便可进一步开展合作。将友城大会开成一个务实的大会，这是第二个创新。

要想使友好城市这项事业在发展质量方面迈上新台阶，就必须依靠创新驱动。为此我们还同步搞了一个国际城市创新大会，与世界相关组织联合起来，评选出“国际城市创新奖”。当年，杭州便是凭借公共自行车项目“市场化运作，保障公益性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认可，并在全球六大洲57个国家和地区的259个报名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国际城市创新奖”和“网络人气城市”称号。这是第三个创新。

后来，我在友协又分管了文化工作，其间推出了很多品牌项目。

比如举办汉字大会。由于河南安阳是甲骨文发现地，我们便将大会举办地特地设在了那里。这些年来，汉字大会的内容在不断拓展，起初主要是请一些世界有名的汉学家以及部分国内专家来参加高端论坛，后来我们又把汉字大会分为不同专题，包括汉字的历史、汉字的美学、汉字的国际推广，以此来推广汉字。

与法国朋友商谈文化交流合作事宜

我们请来留学生分享汉字故事，题目是“我与汉字”。有人提议改成“我与汉字的故事”,我说不要加“故事”二字，就讲“我与汉字”,这样话题更为开放。不少留学生讲述了自己学习汉字的体会，尤其是如何通过汉字来了解中国文化的。瑞典参赛选手魏明瑞提到，自己第一次接触汉字是看饭馆菜单上的菜名，觉得很奇妙，他从这些汉字的偏旁部首中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来自喀麦隆的参赛选手罗密与汉字结缘则是因为一部电影，罗密表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反映出中国传统的智慧与思想，从古代的甲骨文演变为金文，又从金文演变为篆书，再从篆书中衍生出多彩多姿的书法艺术，纵使删繁就简，仍是历久弥坚。而来自意大利的参赛选手来熙则通过一个“福”字展开演讲，最后总结说：“学习汉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愿意坚持不懈地学习汉语，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通’。”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汉字进课堂”活动，请汉学家们到中学去讲汉字文化；而汉字的创意展览以及书法的展示，也吸引了很多市民参与其中。通过汉字大会，各国友好人士走进甲骨文的故乡，话汉字、知中原、见中国，彰显汉字魅力，传播汉字文化。如今，汉字大会已成为友协的品牌活动。

友协还打造了“汤显祖国际戏剧节”这一文化品牌。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赴伦敦访问时指出，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创作的《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戏剧享誉世界。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两人均逝世于1616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由此，2016年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之际，我与汤显祖的故乡抚州市的领导同志一同到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斯特拉福德去，与当地联合举办了“共同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参加了当地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又邀请他们到国内来参加汤显祖的纪念活动。这两个城市后来因此结为友好城市，文化交流活动不断。2019年，我们更是把一座牡丹亭建在了斯特拉福德的海顿公园，让中国文化实实在在地“走”了出去。

我们还举办了“中外历史文化名城对话”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中法、中德、中国与摩洛哥等“名城对话”,最后还要仿照汉字大会的模式，举办“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话”。此外，南亚文化论坛也已经做了十届了，现在准备落地昆明。

上述活动在国家层面上进行顶层设计，促进了民间的友好交流，通过一些文化的抓手或者平台、渠道拓展了我国与各国的友好交往。有时，即便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都可以通过文化方式予以化解。比如，我们2018年跟德国共同举办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活动，考虑到意识形态的不同，有些德国朋友怕本国民众会有不同看法。我公开对他们讲，我很理解德国朋友的担忧，但如果想刻意地把马克思和中国割裂开来，其实也不现实，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被证明的确是成功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独立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直到现在，我们国家得到了飞速发展，老百姓也实实在在地过上了好日子。我说：“咱们就谈共同纪念马克思。我不说意识形态，说中国文化可以吗?说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说说中国的环境保护，可不可以?”他们表示可以接受。于是我就突出对中国文化的展示，又请他们看三江源保护图片展，请他们亲眼看看我们的环境保护得好不好。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成果的一部分，但对方接受起来就容易得多。

由此看来，讲好中国故事真的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有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热爱，我们愿意投入自己的精力、时间还有智慧，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外国朋友，而且还得“会分享”。我记得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由我带队的内蒙古歌舞团到美国参加国家音乐节，当地设了八个分场，第一天我们就在规模最大、观众最多的场地演出。演出前要做一个发言，我就对他们团长说：“你用蒙古语讲，告诉他们，‘我是这个团的团长。中国有56个民族，我是其中一个民族的代表。中华文明有意识地保护了民族的多样性，我们也很有幸能够保留独有的民族文化。’”我说：“你来讲，比我讲效果要好。”果然，美国人听了他的发言后，站起来又喊又叫又鼓掌。在美国的演出非常成功，最后一场演出时我本来坐在台下，结果主持人请我起立，说：“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歌舞，带来如此不同的异域文化!”我觉得，这就是讲中国故事最好的方式之一。

与葡萄牙波尔图葡语频道商谈文化合作

牡丹亭落户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德海顿公园

与德国莱法州国务秘书巴巴罗签署“中德历史文化名城对话”合作协议

一次中外建交的庆祝活动，我跟某国大使一同参加宴会，我们请来了新疆歌舞团进行表演。我顺势说道：“你们老说新疆这新疆那的，我想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特别幸运，我们能够欣赏到新疆富有魅力的歌舞，他们的服装和舞姿都非常漂亮；我们能吃到新疆的美食，我特别喜欢新疆的手抓饭。我们真的很珍惜与少数民族同胞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过去的岁月我们一起走过，中华文化是我们一起创造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屈辱我们共同承担，所以现在才更团结，共同奔向更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大使听后很认同地说：“中国有这么多好吃的、有这么多好看的，不同民族之间相处也很融洽。真的，你们太幸运了!”他还会说新疆的坏话吗?

还有一次去日本，我与日本友协的朋友聊起来，他很坦诚地对我说：“我觉得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才跟你说这种话。我实在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日本人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很尖锐的问题。我想了想，问：“你想知道吗?”他说想知道，我解释说：“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一直非常尊敬，也有祭祀祖先的习俗，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去尊重自己的祖先，但这祖先首先得值得尊敬，你才能去祭拜他。日本‘二战’侵华的时候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如今，杀害中国人的许多甲级战犯都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把战犯标榜成民族英雄不算，还参拜他们，这让中国人在情感上怎么能接受得了?如果真的只是想去祭拜祖先，那么应该把甲级战犯的牌位迁出去。”他这才明白过来，还说：“我知道了，我以后也要去反对参拜这些战犯。”由此可见，“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要我们能讲出道理，能打动人并引发共情，他们就都可以理解并接受，甚至还会反过来帮我们说话。后来，日本友协的朋友每一次来中国都会与我见面，即便我已经不再在友协任职了，他们也要请人代为问好。不仅如此，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康养产业项目，因为日本老龄化比较严重，所以护理事业很发达，日本方面为此还专门派人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护理人员进行免费培训，他们也十分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就等于激活了一部分日本对华友好力量。

日本民主音乐协会来华进行交流演出

关于日本还有一个故事。2010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的GDP达到了9万亿美金，而日本只有5万亿美金。同年，我赴日本与企业家们进行交流，有家生产电子血压计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做得非常好，跟中国的交流也非常多，彼此很了解，所以该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上来就不客气地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他们说：“中国2010年就超过了我们，现在又比我们多了4万亿美金，这让我们特别不能接受。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中国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我笑了，问：“2010年的时候，人民币和美元的比值是多少?”对方答说大概是1美元兑8元钱人民币，我说：“现在1美元大概能兑6元多人民币。中国的GDP以人民币计价来说，其实并没有增长很多，但人民币升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GDP至少增长了3万亿，也就是说我们这4年时间里实际上只比你们多增长了1万亿。而我们目前是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你们则是处在一个完全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样看来我们的GDP超得并不多。”我说这是第一点。2014年，我国的自然资源环境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又结合当时的情况说：“第二，我们也是牺牲了很多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搞发展的，这牺牲了很多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正在下大力气改善整治资源环境。听你们说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河水也是臭的、也受过严重污染，但现在保护得很好。你们有这么多的好产品、好技术，为什么不能拿来用在中国的环境改善、环境保护上?别整天只想着往中国卖东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给你们的建议是，把你们最好的产品拿出来跟中国合作，我们共赢。别等美国人、欧洲人都进去(与中国开展深度合作)了，你们才后悔。”听到我夸奖他们的产品和技术，他们特别高兴。我又说：“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才产生了现在这么多GDP,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并且咱们是一体的，我们发展了，能够给你们带来机遇，同样你们也能赚到钱。”他们听了，更是纷纷表示要同中国加强合作。后来这些日本企业家们又多次来中国交流，参观我们的古代建筑、感受中国文化等。能让他们实地感受我国的大好河山、亲眼见证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我觉得特别高兴，也很自豪。

可见，在国际交流中，大家都很坦诚，也很真实。其实我们在国际社会上还是能够交到很多朋友的，就看怎样去沟通、怎样去讲好中国故事。

2018年，我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此后，我讲述中国故事的内容、层面和方法又发生了变化，从此可以给外国朋友讲我们的体制优势、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讲全过程人民民主，讲民主协商、建言资政、凝聚共识……

在履职方面，基于多年的工作实践，我围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这一主题，提交了题为《文化赋予我们的精神力量》和《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大会书面发言材料。

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去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重点研究了这方面内容，如今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成果。第一，有关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精神标识。具体来说，诗歌、书法、建筑、音乐、绘画等都是我们的精神标识，外国人对这些都很喜欢，我们也已经看到过太多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着迷与膜拜的故事了。第二，有关中国力量的表达。100年前有个法国人写过一本书，其中总结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团结、有韧性、不屈不挠、努力进取。我认为，中华民族的这些精神特质就是中国力量，它们也被外国人所认可。其实中国力量的含义非常广泛，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当然我们并不侵略他人——是中国力量；而中国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强调个人修为、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相处，道家的“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这些传统思想文化也都是中国力量。第三，重点是要总结我们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要宣传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人类文明新成果，把这些成果总结出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也就出来了。

中国的故事很多，我的对外交往故事也很多。我曾经在贫穷的年代出生，亲历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走到现在，迈进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进入了如今的新时代。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为此我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爱国心。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很荣幸，也会一直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

本文图片由口述者提供